香港人口稠密,空間很少,而香港人大都住得比較擠逼:細單位、劏房,還有(說來奇怪的)豪華納米微型單位。在未有互聯網和手機以前,年青人會到公園和室外走走。但有了各種電子產品,兒童和青年中心和聚腳地都少人去了。頭腦的空間變了是i-cloud、互聯網和虛擬的地方。相處不再是人與人直接的事,而是電腦間的事,令世界的多層意義也縮小了。

住的地方狹小,科技產品越來越多,我們的生活也變得狹窄、規限。生活環境如此改變,那擠在狹窄空間如何改變這個城市呢?外面那麼擠,我們會不會想逃避、找個內在的空間,令思維也變得內向呢?這又會如何影響香港人之教與學,影響這個社會呢?

許多教育體系都傾向把學術科目分門別類分隔開來。自從十七世紀歐洲的啟蒙時代 (The Enlightenment) 把人文學術和科學分開,他們之間就分裂得很厲害。隨後的工業革命專注發展大量生產,所以只重視可以觸摸到及可以複製的實物。工廠複製大量產品,推動了經濟發展,於是科學被推到文明發展的前門,人文學術和藝術則放在屋後的小房間,不大起眼。此後,教育便主要教演繹推理,學則以功利為目標。

 

時至今日,STEM科目仍被視為比藝術及人文學科更重要 (STEM:Science科學,Technology科技,Engineering工程和Maths數學)。全球性的獎項大都頒給對科學有新發現和有貢獻的人,本港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也偏向着重STEM學科。年青人在小匣子生活長大,思維也困在學科的小匣子裡。社會用經濟前景和就業來量度他們的才能。

務實的說,測驗和考試是免不了的,因為它們提供了某程度的衡量尺度,帶來行政上的方便。所以,我們要思考的不是要不要考試,而是我們如何營造一個有利的環境,測試學生懂不懂得學習,而不是總結他們學了甚麼。

目前學術性的教與學規限了腦子的空間,只接受單一樣方法去量度才能。為什麽在語言或數理方面有天份就等於聰明?你的聰明和我的聰明是一樣的嗎?為甚麼智慧不可包括其他智能?我們以數量去測量教育的效度和可信度的同時,又可否包括或把重心移向理解力,應用能力或是作為公民的貢獻呢?用來測量的KPI又可否改為着重於好奇心,積極性和能否承擔風險這些才能呢?

誇啦啦在不同的教育計劃中同時用慣常和另類的KPI做試驗,並以藝術這個另類方法讓年青人重拾對學習的興趣和責任。在Bravo! 香港青年劇場獎勵計劃裏,獲選的年輕演員有機會到海外接受進階演技訓練。不少演員本身在香港長大,頭腦的空間受到環境的規限,還有一個「單一尺寸,人人都要用」教育制度的約束,但他們後來學會怎樣為了對戲劇的興趣,自己去求學,迎來心態上的轉變。我們打開了一扇門,鼓勵他們認真努力,盡心投入,讓他們透過自己的努力找到方法,找到動力去擴展自己頭腦的空間。

我們深信非常規的教學方法令有不同潛質的青年可以得益,對社會有所頁獻。藉著接觸藝術的不同竅門,配合多層次的方法,令他們每人有空間去活動、發揮、連繫不同的媒體和範疇,打破隔膜。我們還在探索一個力求進步的心態如何培養出一個思想靈活、善於應變的人,這樣才可以突破那些十九世紀傳統僵化的心態。